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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沿江整治与开发地区的中小城镇（不是大城市），率先实行工资结构的改革，使年工资收入与购买住房、小轿车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并同时实行住房与小轿车的消费信贷，以此带动住宅业与汽车业的发展。
同时美国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带动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两个通胀之下，形成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引发次贷危机。如果你不是够专业是那跟着郭广昌买吧。
四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问题10：中国明明知道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伤害，却仍任其升值，为什么？ 张庭宾：因为制造业的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没人代言，也不团结。在这个调整当中，要想挣钱就非常难了，你试图通过过去做多的方式挣钱基本不可能。这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重要转变你不能不佩服这个局做的很漂亮：在楼市丧失了做多操作空间后，以银行破产为威胁，以融资放杠杆推动股市暴涨燃起大众贪婪追高，而后打压融资全面做空，无论做多还是做空都获得了惊人的暴利。
但是，现在无论美股还是欧股都处于历史高位，按照各种标准都偏高，如果出现短期大幅回调，你在恐慌中抛售的话，你的资产也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因为你不可能是拥有200多年做空经验传承的国际热钱野狼的对手。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没有什么好创新的。
价格信号出来了，什么地方有供应短缺，资源自动就流过去了，用不着中央计划委员会去指挥它。为什么它可以比英国短多了?因为英国的样板摆在那里，英国人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后来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了以四万亿为符号的拉动内需政策。凯恩斯主义就像鸦片一样让人上瘾 财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从斯密式增长变成凯恩斯式增长? 许小年：这个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政府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经济学理论不需要做什么大修改。
所以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改变一下配置效率，经济面貌就随之改变了。在我看来，其实应该占领美联储，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先出错。老板很惊奇地看着我，说你以为我们雇你来就赚平均利润吗?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冲击，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奉为金科玉律的有效市场假说，在现实世界中被人家或者不知道，或者轻蔑地根本没有当回事?理论和现实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光是思考证券市场是不是有效，为什么有效，花了我大概两年时间才想清楚。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在2000年初就开始出现问题，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长期低于我们所讲的均衡利率，造成了市场上流动性泛滥。
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他们的安全。由于过度强调数学工具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于不能够模型化的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被主流经济学忽略。我以前讲过，我从美国到香港一家投资银行做研究，研究股票市场，去了以后老板就跟我说，我们请你来，是要你帮我们提高研究水平，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是要帮我们客户多赚钱。那怎么办呢?还要保持高增长，于是顺手就牵来了凯恩斯主义。
我最近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证上的分析，证明首先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问题，然后才产生了资产泡沫，华尔街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个金融危机的源头在美联储。读了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我才发现人家早就对完全竞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看法。
这就叫后发优势，你可以学别人。这层茧壳就是数学模型，就是定量分析方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突破这个茧壳。
英国人的工业化大概用了50到80年，德国人的工业化用了多长时间?比英国短多了。即使要倒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承受戒毒的痛苦。这个我认为在国际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是有一定共识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第一个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农村，第二个是资源从国有部门流向民间部门，民间部门的效率比国有部门高。靠政府花钱，靠央行印钱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式增长的后果相当之严重。政府失灵的原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偏离了货币金融学上讲的泰勒规则。
谈创新问题的是熊彼特，但奥地利学派现在也被边缘化了，也没有进入到主流经济学。这并不是说我们会颠覆什么现存的经济学理论，只是说现存的经济学理论还过于狭窄，我们要扩充它，这就像相对论问世以后，爱因斯坦不是对牛顿的颠覆，而是对牛顿的扩充。
当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碰到了政治体制天花板的时候，新古典就不好解释了。2004年我回到学校(中欧商学院)任教，就经常去看我学生的公司。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通民众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的财产突然蒸发掉了，甚至蒸发掉一半以上。我就发现新古典里面教的所谓的完全竞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对我冲击也非常大。
凯恩斯式增长也是可以有增长的，但是凯恩斯式增长和斯密式增长的区别在于凯恩斯式增长无法持续。凯恩斯主义就像鸦片一样，它让人上瘾，不到身体已经虚弱到要倒下的时候，人们不会反思。资源重新配置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斯密早就讲过，这个推动力就两条。比如希腊，搞凯恩斯主义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即使国家财政都要破产了，希腊还在拒绝结构调整，到现在仍然拒绝。
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开始，它好象自成体系，跟主流没有汇合，这个我认为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大遗憾。奥地利学派远远比主流经济学深刻 财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 许小年：我一回国就开始反思。
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赶超目标，使后发国家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的道路，以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创新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德国这么短时间就实现工业化了，是不是德国人否定了当时的经济学?德国人是不是搞了一个德意志模式?日本战后用20年的时间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日本人是不是搞了一个日本模式?这些在历史上全都发生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这两个倾向我认为都会阻碍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上继续深入。因此你说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失灵。
另外我觉得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斯密式增长要求你不断地对原有的体制有突破，而到9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这种不触动根本性的体制框架的改革突破空间几乎已经没有了，这就使得斯密式增长找不到动力了。后发在短时间内看是优势，长期来看是劣势 财知道：怎么看中国的后发优势? 许小年：我基本上赞成杨小凯的意见。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在人们讨论如何应对亚洲金融[-4.44%]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开始被政策制定者关注，市场越来越大，到了2008年更不用说了。我们前2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解决激励问题，解决价格信号问题，有了激励有了价格信号，资源就很自然地流向最有效的那个地方，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这不就带来经济增长吗?所以前20年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经济学不好解释的。
我们如何根据中国经济的实践，把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和非常重要的创新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里来，这会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种后发国家的快速增长赶上先进国家，历史上我们见过不知道多少次。
我说你们要学学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早期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后来他发现不对，他越到晚期他越接近奥地利学派，但是弗里德曼有一条非常好，他用主流的方法来跟主流辩论。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政府非常急切地希望把它拖住，这个时候你要是再去搞改革，搞供给方的调整，来得太慢，而见效快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政府追求短期效果，而凯恩斯式增长又来得最快，这是一个原因。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来改变世人的观念，认为2008年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